一桩骗贷案,牵扯出几个泰斗级人物。中国收藏家协会原秘书长王文祥、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伯达、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心原主任教授杨富绪等,他们围着装有“金缕玉衣”的玻璃柜子,走了一趟,就给出了24亿的估价。他们拿走了几十万的专家评估费,而“金缕玉衣”的主人则拿着这份天价估价报告去银行骗贷6个亿。
这是这起骗贷案中,十分重要的情节,据此,有网友追问,是不是该追究这几位“专家”的共同诈骗的责任。要据此称专家参与诈骗,有些牵强,但是,这起鉴定,却暴露出当前学术评价中的专家行为不端,当展开独立的学术调查,对不端行为做出学术处理。
据媒体报道,参与鉴定的杨富绪教授,把责任推给已经过世的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树青,他说:“一般是由正规的鉴定单位做出有说服力的报告,然后评审组给出评价,这次‘评估组里有名人’,史老(史树青)、杨老(杨伯达)都在,当然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。如果史老说了24亿,会有人说是23吗?你想想。不是没法驳,而是没考虑……”在笔者看来,杨教授说的这些话,将现在一些学术成果鉴定会、验收会的“潜规则”描述得淋漓尽致。这就是,学术评价不是按学术原则行事,而是看谁的来头大,谁的江湖地位高,谁就主导评价结果。
近年来,在关于院士学术道德的质疑中,普遍提到院士四处赶场子,参加评估、评审,而且,有些明显是跨界的,也由院士担纲做组长。为什么院士会这么吃香?邀请院士者心中很明白,其一言九鼎,只要搞定了院士,也就搞定了整个成果鉴定、评价。
须知,这不菲的鉴定费,当然不是白白支付的,院士、权威人物给出的评价,会派大用场——在课题结题中,这可以交差;在业绩考核中,这是工作的亮点;在下一步申请课题中,这是有力的推荐;在申报各种成果奖和争取各种学术头衔中,这也是十分重要的材料。用到这位企业家身上,就变成了骗贷的 “法宝”。可以说,一些学术权威们的草率之举,加剧了学术研究的浮躁,把学术作为牟利的工具。而且,如果有学者成果造假,参与其成果鉴定、评价的院士们,则直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,在近年来曝光的学术造假事件中,对虚假学术成果做出高水平鉴定,是造假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,而事发之后,参与鉴定的院士蒸发。
这类学术鉴定和评价,虽然从架构上,貌似“学术评价”,不是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,体现的是学术操守、学术规则,然而,在具体操作中,其实还是走的行政的那一套。一方面,这些所谓的“大师级”学者、泰斗,有些就是行政评价的产物;另一方面,把院士、泰斗一直捧在学术最高地位,唯其意见是尊,这是学术等级化,与官场的行政级别无异,某个人一发言,就为整个评价定了调,这不是学术规则,而变为个人规则、尊卑有序。
以学术为本的管理,体现的是每个学者的平等。虽然这些文物鉴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,权威专家的经验、声誉在鉴定中往往占有较大的主导比例,但这也不能改变文物鉴定作为学术评价的平等性特征。我国的学术界,实行的是与官场对应的等级管理,在现在的大学,教师已经分为13级,其中,院士在最顶端,接下来是首席科学家、长江学者等等。如此严格的等级,何来学者们平等的学术话语权,何来学术的平等竞争?
这也是某些“权威”、学术“大佬”主导的学术鉴定出问题之后,无法问责的原因——怎可能由学术晚辈、“下级”问责?所以,要让学术规则回归,既要摆脱学术的行政化,还要打破学术的等级化,还得消除学术界的所谓“权威”、“泰斗”(他们可以拥有与成就相对应的荣誉、声誉,却不能一直独揽学术权),给每个学者平等的学术权利。熊丙奇(上海 学者)